金基正：论韩国经济安保战略大纲
01
安保为先还是经济为先
如果按照现实主义学者们的判断，冷战的责任国便是苏联，那么美国的行为就是防御性的；如果按照修正主义的解释，美国的外交政策本质上就呈现进攻性的属性。现实主义学者们认为美国为了“防御”，把安全视为核心因素；修正主义学者们则主张美国将确保市场经济利益的核心因素作为前提，这也就是安保和经济的论争。如果强调安保，确保生存和安全的政治影响力是主要动机；如果强调经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制下确保市场利益是美国外交的核心要素。
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以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为代表的后期修正主义者们陆续登场，他们选择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折中方案: 美苏双方对冷战的起源都负有责任，美国外交的核心是安全与经济。
区分安保动机和经济因素是为了方便分析。因此，新的解释范式不断涌现。在国际政治中，安保和经济、政治和资本、国家和市场总能有机地交织在一起运转。生存动机和繁荣目标有时会有效结合，有时不仅会隐秘地建立合作关系，有时也会呈现排斥关系。这是存在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下国家的本质问题，而且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M. Kennedy)描述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时代时指出：“斗争、变化、竞争、使用武力、为发展国家实力而组织性地使用国家资源的世界观，在当时统治精英阶层、军方和帝国主义组织之间已成共识”。也就是说，在共有的认识(世界观)中，很难严格区分政治影响力的扩大与物质财富的扩张欲望。
02
经济安保战略构想的时代背景
首先要关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变动的时代特征。二战结束后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发展、扩大，而且在世界秩序的基本原理下，各国仍然通过交易来实现利益共享。但是其规模和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一度成为时代趋势的“全球化神话”开始撼动，越来越多的人预测全球化将逐渐转变为碎片化形态的全球化。全球供应链出现混乱，围绕供应链的竞争格局逐渐激化，中美竞争也加速了这种变化。
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用“G-Zero”来形容目前的时代特征最为恰当。也就是说，很难找到维持秩序的权威。随着稳定的治理体系开始动摇，作为国家行动原理的“各自生存论”逐渐在个别国家的战略领域开始享有说服力。另外，随着在线交易的扩大，谷歌、亚马逊等世界顶级企业超越政治层面，毫不掩饰地扩张以市场为中心治理的动力。主权治理和市场治理像竞争一样共存的事实也是转换期变动性的一个侧面。
在自由贸易中，政治经济不断深入发展，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也逐步提高，这也是重新考虑经济和安保的战略性结合的原因。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相互依赖程度越高，脆弱性也就越大。脆弱性的提高意味着对方国家恶意利用经济、安保领域弱点的机会增多。如果某一方动摇了供应链，具有脱钩意图的话，国家间相互依存度的不对称就会成为武器。因此，国家逐渐坚定了经济繁荣和增长直接关系到国家安保的判断。
从安保观点上看，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度被更加敏感地考虑到的原因，是因为国际关系与科学技术进步相衔接，正在发生模式转换。不仅是在国家内部领域，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正在发生“数字转型”的巨大变化。主要国家开始以数码为中心重新设计各种社会经济系统，被称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产业部门的多元化成为重新塑造科学技术领域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的基础。由于科学技术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竞争格局，全球供应链确保竞争日趋激烈，将目前的中美竞争称为“技术霸权竞争”的原因也在于此。
03
中美竞争和经济安保
可变性是因为“政治和市场”、“价值和利益”的相互关系而产生的。预测阵营化初期将以理念和价值为中心，导入规范和信念正在进行中。美国的应对方式就是如此。也就是说，这是民主主义阵营和权威主义阵营的对决。但这只是着眼于供应链竞争、技术霸权竞争的“政治判断”。美国和中国的对决格局是否会以价值和理念为中心扩大，或者追求利益的市场逻辑是否会超过政治判断，还有待观察。从这层意义上讲，将中美对决类推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冷战时期，命名为“新冷战”，似乎是为了加强联合的政治术语。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和现在的中美关系是否具有相同的性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从相互依存度的层面来看，可以看出差异。
如果像一部分人主张的那样，以价值和理念为中心实现阵营化是唯一的解释，那么经济安保战略构想也许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如果决心是“比起眼前的利益，更追求伟大的价值”、“为了信念可以牺牲一切”的话，那么这一决心是非常坚决的。但是，这一决心是否是急于解读竞争时代趋势的结果，这种坚定的意志是否真的应该成为经济安保战略的原论，还是个疑问。以冷战、社会主义信念移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决心就是如此。它们的政治信念是，要想摆脱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阵营的从属地位，就必须从社会主义阵营中逃脱出来，也就是所谓的“退出社会主义(Exit to)”逻辑。柬埔寨、索马里等国就是如此。从更加重视理念和价值的观点来看，朝鲜也与此大同小异。那些因信念而不顾利益的国家们现在过得好吗？不得不反问他们的国家战略是否成功。
04
韩国的经济安保战略构想
经济安保战略的核心是减少对韩国通商产业能力构成威胁的因素，同时目标是在全球供应链格局中维持和强化韩国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在弥补弱点的同时，强化有效应对危机的能力。即使像2019年日本对韩国的贸易制裁一样，他国制造安全威胁事态时，也应该把经济安保战略的焦点放在提高恢复力(resilience)上。强化有效管理半导体、电池等在全球供应链中韩国具有优势的战略资产的能力，也是经济安保战略的重要目标。
考虑到这些目标，韩国的经济安保战略大纲大致可以设定为两点。一个是“自强论”，另一个是“合作论”。自强论是指韩国的经济能力，即在生产、投资、消费、财政、金融、劳动、服务、流通、福利等各个经济领域培养能力，还包括确保尖端产业的原材料、零部件、装备部门的稳定性。保护尖端技术产业的人才与信息也是实现自强所必需的考虑事项。为了提高经济各部门的能力，需要国家发挥主导作用。其中包括扩大内需市场、鼓励和增加基础科学、产学研合作、企业创新经营、增加雇佣、扩大ESG、稳定劳动关系等。物质基础的扩大固然重要，但应对危机的能力、从危机中恢复的能力也是经济实力的构成要素。从更广义上讲，为了均衡地接近增长和分配、开发和环境，需要形成社会共识。在达成共识方面，应该有国家的作用和战略。
合作论的原理是通过国际联合扩大利益共享范围。从军事安保来看，合作论的战略类似于同盟。但是，军事同盟由于同盟制度本身的内在机制而存在硬化的倾向，经济联盟则必须以外交的灵活性为基础。以零和博弈(zero-sum game)方式提出对外经济政策的时代已经结束。国家间的博弈不是一次性的博弈方式。单凭追求一次性利益或短期目标无法企划对外经济战略。韩国是典型的通商国家，只有开放和扩大对外经济关系才能发展。因此，对外合作战略应以克服排他性、开放性原理为基调，通过这种方式扩大与其他国家的共享利益。如果滥用将供应链的相互依存度当做武器的策略,在长期的博弈中很难扩大自身利益。因为联合与合作是与国际舆论、国家形象一起运作的。
为了分散风险，多元化战略也是选项之一。不仅要减少能源、粮食、资源，还要减少尖端产业供应链中一不小心就会导致脱钩带来的危险。多元化战略是扩大合作范围和对象，而不是缩小合作范围。企业们因价值一边倒的议论,担心市场利益受到影响而苦恼风险时,需要扩大资本流动的空间,这也是多元化战略需要考虑的另一方面。为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积极参与创造国际联合和规范，发挥“桥梁国家”的作用也是多元化合作战略之一。
如果将自强论和合作论看作经济安保战略的两大支柱，在战略推进过程中有需要考虑的事情，那就是治理问题。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性治理、国内经济部门和政府之间应该采取的合作性治理固然需要考虑，推进经济安保战略的政府部门之间的主控台的必要性也是要考虑到的治理问题之一。有必要设立统筹和调整执行经济安保相关政策的外交部、产业通商资源部、国情院、企划财政部等机构之间的专门机构。如同青瓦台的国家安保室（NSC），也需要认真考虑设立经济安保室。
总之，韩国的经济安保战略可以概括为“通过合作实现繁荣，通过自强提高生存能力”、“竞争但共生”等。在“市场与政治”、“利益与价值”之间保持均衡、灵活的态度应该是贯穿整个经济安保战略的原则。
作者：金基正，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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